揭秘: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真的想取代蒋介石吗?

核心提示:西安事变至今,已有80多年。然而,这场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却还有很多被人为左右的说法在广为流传。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进攻西安,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学良、杨虎城之手杀掉蒋介石,以便自己取而代之”的说法,就是很典型的一例。那么,这种说法的根源来自于何处?当时,何应钦真的有取代蒋介石的心思和实力吗?

原题: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真的想取代蒋介石吗?

西安事变至今,已有80多年。然而,这场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却还有很多被人为左右的说法在广为流传。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进攻西安,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学良、杨虎城之手杀掉蒋介石,以便自己取而代之”的说法,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那么,这种说法的根源来自于何处?当时,何应钦真的有取代蒋介石的心思和实力吗?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的戴季陶和陈立夫等人为何也主张军事讨伐呢?宋美龄曾向蒋介石告过何应钦的状,蒋介石会相信谁?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真的想取代蒋介石吗?

何应钦

1936年12月10日,到西安督战的蒋介石正式公布第六次“围剿”红军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其间蒋介石宣读了更换将领的任命书,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同时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2日5时,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捉拿了蒋介石,同时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时的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来后,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国民党政治高层在巨大的震惊中,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当天下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自己的寓所邀请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劫持统帅,主张实行武力讨伐;而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人则为蒋介石的安全担忧,主张寻觅和平解决的途径。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两种意见。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部分国民党元老及黄埔系少壮派的支持下,力主明令讨伐西安。

由于主张武力讨伐的居多数,两会决定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由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组织陆军逼近,空军轰炸西安近郊,使得笼罩在西北上空的内战阴云愈加浓重,一场大厮杀顿成一触即发之势。

西安军民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壮举上街游行。

宋美龄13日晨回到南京后,获悉何应钦等人主张武力讨伐,极为愤怒。她认为,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应当以镇定的态度慎重行事,不能采取急遽的步骤。她还认为,张学良等人确实有不平的情绪,而他们的主张都有相当的理由。不过,宋美龄的话,在当时国民党高层中赞同者不多。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四处游说,她向党政军要人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她强调除了蒋介石外,没有别人可以领导全国;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解决事变,一旦酿成空前的内战,那么就给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她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但是何应钦、戴季陶等人回答她:若不立即对西安进行攻击,则中央的声望将完全扫地。有的人甚至揶揄说,“那只不过是一个妇人之见,只知道营救自己的丈夫”。“是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国家的生存重要?”

为了获得支持,宋美龄想到了在中央军校齐集一批国民党将领,于是她以航空建设会秘书长的身份向军校学生发表演讲,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她提醒大家:主张讨伐是“别有用心”,我们要“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她在演讲中反复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

那么,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出现权力真空,何应钦确实暂时取得了之前未曾有过的地位——事变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做出决议,“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何应钦具备了取代蒋介石的实力。他的资历与实力,在党内远不能与汪精卫等元老相提并论;何应钦出身贵州,并无地方力量可作依靠,在地方实力派中更是难望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项背;即便在黄埔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应钦所能驾驭。何应钦军界浮沉十余年,不可能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而生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荒唐念头。

事实上,在12月12日晚的会议上,主张“明令讨伐”者,不止何应钦一个人。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的乃是戴季陶;陈立夫不仅主张动武,还痛斥张继是汉奸,就是因为张继不同意对张、杨用兵。按说,戴季陶、陈立夫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非常人可比,自然不可能是为了逼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另据左双文教授整理多种史料后统计,“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阵容可谓庞大。”在这些人当中,何应钦的讨伐立场并不算最为强硬的。

军事讨伐确实有可能将张学良、杨虎城逼至彻底决裂的程度,进而危及到蒋介石的生命。既如此,为什么与蒋介石关系极为亲密的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朱培德等,仍坚持主张要“明令讨伐”呢?

戴季陶对此曾作出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简单的说,在戴季陶看来,蒋介石的个人安危,须让步于“国家纲纪”。所以,明确下达讨伐令,是原则问题。

那么,何应钦想要“取蒋而代之”的流言,源头在哪里呢?

何应钦之所以背负了数十年的“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的恶名,其源头在宋美龄。据亲历其事的陈公博回忆,12月12日晚的紧急会议,中央党部定下了“命令讨伐”的处置基调,但第二天宋美龄自上海来京后,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情就起了变化:“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介石的生死,着重于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着重于蒋介石的自由和生命。”戴季陶是站在最前线与宋美龄对垒者,陈公博回忆说:“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16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祥熙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王子壮也回忆称,戴季陶在会议中,因与宋美龄冲突,曾拂袖而去。

12月12日在上海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宋美龄一度昏倒。其急于救夫的心情自是可以理解。在这种家、国孰轻孰重的冲突中,临时拥有指挥调动军队大权的何应钦,也就被推上了“阴谋者”的风口浪尖。据陈公博回忆:“南京忽然传出一种谣言,说何应钦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种谣言实在来的可怕,照这样说话,则大凡主张讨伐的,都是别有用心。……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说主张讨伐的人别有用心,于是何应钦只好噤口不言,戴季陶、居正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

宋美龄对何应钦“别有用心”的指责,只是她当时疑心病的一部分——事实上,连她的亲大哥宋子文也在她的怀疑之列。据蒋介石的爱将康泽回忆,宋美龄去西安前,两人见面,宋美龄说:“明天要同大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问夫人为什么要同去呢?她说不放心,大哥同张、杨戏中有戏。”

宋给蒋的亲笔信。

其实,无论是戴季陶,还是何应钦,都不曾反对宋家私下利用个人关系去营救蒋介石。其反对的只是将“和平解决”提交到中央讨论并上升为基本政策。如12月13日会上,主张“明令讨伐”者完全占了上风,但在会后,“讨伐派”的支持者却又告诉孔祥熙:“此会场之空气系在国家之立场不得不如此,若私人有何方法可尽量营救,但不必向中央报告,如果接洽能以济事,使蒋先生恢复自由,中央方欢迎之不暇,但目前不宜于会上声张。”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也私下委婉的表示:“我是看大门的”,这个“大门”指的是国家政策,意思是必须坚持“讨伐叛逆”这一原则,但“旁门”、“后门”他管不着,别人不妨去走。何应钦则为这些欲走“旁门”、“后门”之人安排了飞机。

但宋美龄救夫心切,难以理解戴、何等人的做法。所以在高层会议上与戴季陶、何应钦有过激烈冲突——宋美龄自己承认,“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宋美龄还将对何应钦“别有用心”的指责,写入了她让端纳带给蒋介石的书信之中。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里所说的勿死敌手的敌,指的是国民党党内的敌人。而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汇报西安的情况时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 显然,据周恩来所探查到的消息,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函中说了对何应钦等人不利的话。

上海市民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举蒋介石肖像游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美龄更是公开发表《西安事变回忆录》,不点名地批判了戴季陶、何应钦等人。宋美龄宣称,自己当时绝非“救夫心切”,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她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并谴责中央高层“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欲“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是非常欠考虑的决策。

至于戴季陶、何应钦等人主张“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宋美龄认为他们说这些话时,词色之间对自己有一种“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蔑视。总而言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宋美龄把“讨伐派”完全放置到了对立面。该书的出版,让戴季陶非常不快,消极避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陈立夫也感慨:“戴季陶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

至于何应钦,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其实是赞赏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蒋介石写道:12月16日,听闻何应钦命“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自己当时的心情是“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下达手谕,命令他停止轰炸,理由是“中正(蒋介石)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何应钦也严遵手谕,停止了轰炸;并领会到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在给张学良下通牒,若三日之内,蒋介石没能被释放,则武力讨伐仍将继续。

蒋介石获释后,何应钦仍坚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信任和重用,也没有因为宋美龄的声讨而有所变化。1979年何应钦90大寿,蒋经国在祝寿词中特别称道:“西安事变发生,敬公拥护领袖,号召忠义”。蒋经国的这段话,也许可以被看成是,蒋氏父子对这段公案的盖棺定论。

何应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亲日”派,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主战”又长期以来遭到“取代蒋介石”的揣测,于是在评价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所起的作用时,史学界大都持否定观点,认为他的“主战”对事变的解决只存在消极的影响。其实换一个角度说,何应钦在事变中的主战,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首先,正是他的主战,客观上从反面增加了事变和平解决的紧迫性,促成了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劝阻,于25日释放蒋介石返回南京之举。据张学良后来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威胁我,不惜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了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

另外,日本人在西安事变的半月之内,保持“静观”的态度,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何应钦的“主战”迎合了日本的要求,让日本人生出了坐山观虎斗的想法,这在客观上,为解决事变造成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环境。如果日本在事变中乘机而动,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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